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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《文史通义》都讲些什么啊？

1、《文史通义》都讲些什么啊？

你好，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，希望能对你有帮助。

《文史通义》作者:章学诚，字实斋，号少岩，浙江会稽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生于乾隆三年（1738），卒于嘉庆六年（1801），终年六十四岁。由今而论，章学诚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，但他却显于今而不著于时。生前，他的学术不被理解，极为自负、有着别识独裁的《文史通义》一书也殊乏知音；身故后，没有像样的传记，生平事迹和著作足足埋没了一百二十余年。直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胡适先生为之结撰《年谱》，其学术光辉终于日渐显耀。到梁启超，更大力张扬，以章学诚之学术不盛行于清代，为清代史学界之耻辱。他的史学理论著作《文史通义》也得到了极高的学术评价。

一、《文史通义》之撰著

章学诚一再称自己所走的为学道路是一条寂寞之途，人弃我取，无人顾盼，举世所不为，但他的《文史通义》却应当不是在寂寞中完成的。因为从《文史通义》初撰起，章学诚就屡屡将其中的篇章呈送给他自谓的“同志”、“通人”或一时大僚，致函商讨，请求校正，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。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对所撰《文史通义》的自负，另一方面，实际上也表现出他为推扬自己学术主张所作的努力。《章氏遗书》所保留的信件中，相当一部分都与此有关。这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《文史通义》撰写的宝贵资料，这些文字，也是章学诚的一种“自识”，即他对自己《文史通义》撰著目的的最直接认识。

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大约始撰于乾隆三十七年，在篇章初成时，他就致信给汾阳曹学闵，并抄录“内篇”三首，托他转交国子监监正朱棻元和翰林院侍读学士钱大昕。他致函朱棻元称：“是以出都以来，颇事著述。斟酌艺林，作为《文史通义》。书虽未成，大指已见辛楣先生候牍所录内篇三首，并以附呈。”则这个“大指”当蕴含在写给钱大昕的《上晓征学士书》中。其间，章学诚论述了古今著述渊源，文章流别，他初撰《文史通义》的旨趣亦在这封信中得到了明确展现。信中写道：

学诚自幼读书无他长，惟于古今著术渊源，文章流别，殚心者盖有日矣。……而班史《艺文》独存。《艺文》又非班固之旧，特其叙例犹可推寻。故今之学士，有志究三代之盛，而溯源官礼，纲维古今大学术者，独汉《艺文志》一篇而已。……然赖其书，而官师学术之源流，犹可得其仿佛。故比者校雠其书，申明微旨，又取古今载籍，自六艺以降，讫于近代作者之林，为之商榷利病，讨论得失，拟为《文史通义》一书。分内、外、杂篇，成一家言。虽草创未及什一，然文多不能悉致，谨录三首呈览，阁下试平心察之，当复以为何如也。

可以看出，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撰写实是从校雠《汉书•艺文志》入手，意在釐别古今学术渊源，探讨古今著述之得失利病，亦即其《校雠通义》序言中所说的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。”此年，邵晋涵还有书信致章学诚，问起《文史通义》的撰写情况。其中写道：“足下以伉爽之识，沉贽之思，采七略之遗意，娓娓于辨章旧闻，考撰异同，校雠之得其理，是诚足下之责也”从中亦可考见，章学诚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初衷，是仿照刘向、刘歆父子编纂《七略》之意，条辨学术源流，群言得失。而翌年写给严长明的书信中，他对此亦有明确记述。

但在乾隆三十九年夏，章学诚则表述了以《文史通义》来阐发“史意”的意图。此年，章学诚感于《文史通义》诸篇为理论之作，“空言不及征诸实事。” 所以撰《和州志隅》二十篇，“略示推行之一端”，以见《通义》非迂言可比，其叙言称：

志者，史之一隅也。获麟而后，迁、固极著作之能，向、歆尽条别之理，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。魏、晋六朝，时得时失，至唐而史学绝矣。其后如刘知几、曾巩、郑樵，皆良史才，生史学废绝之后，能推古人大体，非六朝、唐、宋诸儒所能测识。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，有似于学而非学尔。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，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，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，此予《文史通义》之所为作也。

但他似乎未能立即着手达成这一愿望，乾隆四十三年，他在写给钱坫的书信中仍言：“而学诚觕通大义，不能研究文字，自以意之所至，而侈谈班、刘述业，欲以疏别著述渊源，究未知于古人之志，有当与否？”可见直至此时，他的治学重点仍在目录校雠。当然，这里所说的“校雠”与繁琐的版本考证、文字对勘这样的考据方法显然不是同一个层次，按章学诚的话来说，就是“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，不足与此”。

直至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年），《文史通义》中《言公》上、中、下，《诗教》上、下等篇撰成后，章学诚的学术视点才转向了讲论文史。此年所著《言公》、《诗教》等篇，文字多至万言，不能遽录，章学诚便先以《言公》三篇致送邵晋涵，并告诉周振荣，《言公》、《诗教》之篇，“足下不可不与闻也，或令人钞去，置之座右，较之《史例》、《校雠》诸篇，似有进矣。”并称：“其言实有开凿鸿蒙之功，立言家于是必将有取。” 按钱穆先生所考，此年所撰，尚有《嫌俗》、《针名》、《贬异》等篇，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出，当时《文史通义》体现之撰著意图，与数年前的辨析学术源流已显然不同。余英时先生以此年为今本《文史通义》撰写的开始，应当不无道理。这一年开始，今本《文史通义》中的篇章渐次撰成，在此，仅以《原道》篇为例，分析当时《文史通义》撰述之主导思想。

《原道》篇为《文史通义》诸篇精髓之一，撰成于乾隆五十四年，但在传示都门诸“同志”的过程中，遭到了极大的非议，认为“蹈宋人语录习气”，不见新鲜。章学诚在此后的《与陈鉴亭论学》一文中，阐明自己这篇重要文字的撰述宗旨说：

古人著《原道》者三家：淮南托于空蒙，刘勰专言文指，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，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。鄙著宗旨，则与三家又殊。《文史通义》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。著作本乎学问，而近人所谓学问，则以《尔雅》名物，六书训故，谓足尽经世之大业，虽以周、程义理，韩、欧文辞，不难一吷置之。其稍通方者，则分考订、义理、文辞为三家，而谓各有其所长；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，著述纷纷，出奴入主，正坐此也。鄙著《原道》之作，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。

这里表述了两层意思，其一，“《文史通义》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”，这是章学诚最初撰写《文史通义》宗旨的延续；其二，《原道》之作在当世沉溺于训诂名物，鄙薄义理、文辞，谓之“足尽经世大业”的学术背景下，其中所言“为三家（考订、义理、文辞）之分畛域设也”，透视出的是救正学术偏向的意图。

嘉庆元年，章学诚选取《文史通义》中《言公》、《说林》等十余篇“近情而可听者”，进行刊刻，并陆续分送诸“同志”就正。以下，从章学诚呈送这个刻本所附信函，来分析他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目的，这实际上代表了章学诚晚年对《文史通义》的期望。

嘉庆元年三月，章学诚致书汪辉祖，讲到将《文史通义》刻本送其校正的原因：“然大旨终不能为知好者讳，辄因大刻序言史学，亦开凿新论之一端。”他对当世的学风进行了分析，指出：“近日学者风气，征实太多，发挥太少，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”。针对这种情况，章学诚提倡作古文辞来救正，但却将古文辞的成功归于史学，认为：“而古文辞必由纪传史学进步，方能有得。”其下则着力对此加以论证，认为近世文宗不晓“经之流变必入于史”，欧阳修的《唐书》和《五代史》不脱学究《春秋》与《文选》史论习气，但未能得见“《春秋》马、班诸家，相传所谓比事属辞宗旨”。最后说：“拙撰《文史通义》，中间议论开辟，实有不得已而发挥，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。”从这番慷慨陈辞中，他以《文史通义》倡言史学的理想明晰可见。

嘉庆三年，章学诚以《文史通义》初刻稿呈送朱锡庚，请其将副余分赠同志中人说：“如又不足，续寄可也”，并请朱锡庚将所附书信转给章宗源、邵楚帆、邵耿光及邵晋涵弟子之“能真知其师者”共观。他在书信中写道：

鄙著《通义》之书，诸知己者许其可与论文，不知中多有为之言，不尽为文史计者，关于身世有所枨触，发愤而笔于书。……《通义》书中，《言公》、《说林》诸篇，十余年前旧稿，今急取订正付刊，非市文也。盖以颓风日甚，学者相与离跂攘臂于桎梏之间，纷争门户，势将不可已也。得吾说而通之，或有以开其枳棘，靖其噬毒，而由坦易以进窥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也，或于风俗人心不无小补欤。

应当说，这封信函有着特殊的撰写背景，章学诚此时正被“盗卖毕公《史考》”的流言所侵，所以才写信给友人，谋求自辩。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到，章学诚的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学术责任感，他的《文史通义》虽然论文谈史，却不是无为之作。正如他在《上尹楚珍阁学书》一文中所说：“读书著文，耻为无实空言，所述《通义》，虽以文史标题，而于世教民彝，人心风俗，未尝不三致意，往往推演古今，窃附诗人义焉。”

这一年，章学诚还致信钱大昕，寄送了《文史通义》的初刻稿。这时他已认识到自己从事的文史校雠之业，“辨论之间，颇乖时人好恶”，惟敝帚自珍，所以请求钱大昕：“乞勿为外人道也。” 迫于学术大环境的压力，章学诚的犹豫与徘徊心态由此可窥一二。但这封《上辛楣宫詹书》的中心思想却在如下这段文字：

夫著书大戒有二，是非谬于圣人，忌讳或干君父，此天理所不容也。然人苟粗明大义，稍通文理，何至犯斯大戒。惟世俗风尚，必有所偏，达人显贵之所主持，聪明才俊之所奔赴，其中流弊，必不在小。载笔之士，不思救挽，无为贵著述矣。

在此，章学诚以力挽风气为己任的学术理想，已非常明确。章学诚在《文史通义•说林》篇中的一段话，很值得我们注意，其中写道：

鸩之毒也，犀可解之；瘴之厉也，槟榔苏之。有鸩之地，必有犀焉；瘴厉之乡，必有槟榔。天地生物之仁，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。汉儒传经贵专门，专门则渊源不紊也。其弊专己守残，而失之陋。刘歆《七略》，论次诸家流别，而推《官礼》之遗焉，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。唐世修书置馆局，馆局则各效所长也。其弊则漫无统纪，而失之乱。刘知几《史通》，扬搉古今利病，而立法度之准焉，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。学问文章，随其风尚所趋，而瘴厉时作者，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。

用这段文字来推衍章学诚撰著《文史通义》的期望，应较为允当。章学诚在此举出，刘歆《七略》之作，在纠正汉儒专己守残之陋，刘知几《史通》的撰写，在揭露唐代史馆修史漫无统纪之弊。都意在表明，学者的著述应当对一时的学风偏弊有所救正，他撰写《文史通义》的最终目标也在于此。面对当时知识界竞趋考据训诂之“瘴厉”，正是通过批评时风流弊，慎别汉、宋之学，《文史通义》发挥了它的“槟榔犀角之用”。

二、《文史通义》对乾嘉学术流弊的批评

“时趋可畏，甚于刑曹之法令也”。这是章学诚对逆时代风尚而行之艰辛的充分认识。乾嘉之际，经学考据一旦形成风尚，正训诂、明音韵、考名物、核度数的学术门路便演为时趋。这种治学路数与东汉许、郑诸儒极其相似，仿佛东汉之学重光，清儒遂有“国朝汉学昌明，超轶前古”之说。

然而，对“甚于刑曹之法令”的“时趋”，章学诚并没有妥协相徇，他笔挟青霜，锋芒所向，正是汉学考据演为风尚之流弊。他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批评说：“盖逐于时趋，而误以襞绩补苴，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。幸而生后世也，如生秦火未毁以前，典籍俱存，无事补辑，彼将无用其学矣。”章学诚认为当世汉学的弊端在于“循流忘源，不知大体”，“但知聚铜，不知铸釜” ，只知功力，不知学问，所患在“学而不思”。他将功力和学问别为二途，认为：“学与功力，实相似而不同，学不可以骤几，人当致乎功力则可耳，指功力以谓学，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。”在《文史通义》之《博雅》篇中，他对当世学者宗尚南宋王应麟，以博洽考订证经治史的为学方法进行批评，指出：“今之博雅君子，疲惫精力于经传子史，而终身无得于学者，正坐宗仰王氏，而误执求知之功力，以为学即在是耳。” 对世人的以考据名家，章学诚更是不以为然，指出：“天下但有学问家数，考据者乃学问所有事，本无考据家。”

更为重要的是，章学诚对乾嘉汉学的批评，是他看到了汉学考据主导学术界所造成的学术偏蔽，首先是学术视野的极度狭窄，章学诚说：

今之学者，以谓天下之道，在乎较量名数之异同，辨别音训之当否，如斯而已矣。是何异观坐井之天，测坳堂之水，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，量四海之波涛，以谓可尽哉？

而读书人在强势学风的挟裹下，为好名心所驱使，“以学问文章循世之所尚”，舍本逐末，茫无所主，将生命精力耗费于繁琐的考订、论证，不知学为何物，更为学术之大患。这种状况，就如焦循于嘉庆元年所指：“近时数十年来，江南千余里中，虽幼学鄙儒，无不知有许、郑者。所患习为虚声，不能深造而有得。”章学诚亦为此叹息说：“夫近人之患，好名为甚。风气所趋，竞为考订，学识未充而强为之。” 因此，他屡次提到古学，认为今人的治学方法脱离了“古人之真”，指出：“尊汉学，尚许郑，今之风尚如此，此乃学古，非古学也。” 又说：“近日考订之学，正患不求其义，而执形迹之末，铢黍较量，小有异同，即嚣然纷争，而不知古人之真，不在是也。”并不无忧患地论述说：

然则学术不明，必为人心风俗之害，贱儒不足以有为，而群焉不察以相赞叹，则流风大可惧也！古人之考索，将以有为也；旁通曲证，比事引义，所以求折衷也；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。

可见，章学诚所痛斥的是回避现实，脱离了“学术固期于经世”的宗旨，但知识界却仍为“风气所鼓而不知偏之为害”。

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中屡次提到“宋学”一词，与此相关的论述也是理解其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。那么，何为“宋学”？简而言之，即“程朱诸儒之学也”。宋学以讲求“性与天道”为特质，力主阐发义理，回归孔孟。而其空疏流弊，亦深植于此。演至明末，王学末流束书不观，“高谈性命，蹈于空疏，儒林之名，遂为空疏藏拙之地。”清初顾、黄诸儒起而救之，揭露其弊，欲之蹈实，走向经世致用。至乾隆而后，许、郑之学大明，则其浸衰已成，不复成军。读书人“皆以考博为事，无复有潜心理学者”。章学诚也一针见血地指出宋学弊端所在，他说：“第其流弊，则于学问文章、经济事功之外，别见有所谓道耳。以道名学，而外轻经济事功，内轻学问文章，则守陋自是，枵腹空谈性天，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。”即指斥宋学的空言义理。他在《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》中对这种“以道名学”进行批评，斥之为“有道而无器”：

盖学问之事，非以为名，经经史纬，出入百家，途辙不同，同期于明道也。道非必袭天人、性命、诚正、治平，如宋人之别以道学为名，始谓之道；文章学问，毋论偏全平奇，为所当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，皆道也。……学术无有大小，皆期于道；若区学术于道外，而别以道学为名，始谓之道，则是有道而无器矣。

正因为这种离器而言道，宋儒之学才流于空疏，远离现实，无关经济事功。

但章学诚虽然痛斥宋学流弊，却反对于宋学一并抹杀，他肯定：“宋儒之学，自是三代以后讲求诚、正、治、平正路”。认为：“宋学流弊，诚如前人所讥；今日之患，又坐宋学太不讲也。”他告诫诸子：“尔辈此时讲求文辞，亦不宜略去宋学”，《五子遗书》、诸家《语录》，“其中精言名理，可以补经传之缺，而意义亦警如周、秦诸子者，往往有之。”同时指出：“ 但不可堕入理障，蹈前人之流弊。” 可见，他要讲的宋学应是去其流弊之后的诚意正心之学。他对好友邵晋涵说：“维持宋学，最忌凿空立说，诚以班、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，君家念鲁志也，宜善诚之。”他的“以班、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”，又多少带有以史学修正宋学的意图。

然而，章学诚希望知识界讲宋学，并非是要以恢复宋学为志。他的这一识见，是针对时风偏蔽而发。在乾嘉汉学风气全盛之际，知识界皆重考据而轻义理，章学诚将这种现象归因为风气盛衰所致，他说：“然风气之盛，则村荒学究，皆可抵掌而升讲席；风气之衰，虽朱程大贤，犹见议于末学矣。”因此大声疾呼：“君子学以持世，不宜以风气为重轻。” 由此，他批评说：“今之学者，虽趋风气，兢尚考订，多非心得。”又说：“诸子百家之患，起于思而不学；世儒之患，起于学而不思。”随着考据末流偏枯之弊的日渐显露，杰出之士，也都以之为忧。嘉庆元年春，焦循致书刘台拱，就说：“盖古学未兴，道在存其学，古学大兴，道在求其通。前之弊患乎不学，後之弊患乎不思。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，庶几学经之道也。”这里提到的“证之以实而运之於虚”，与章学诚视“学而不思”为当世学风病痛，可谓同出一辙。嘉庆十九年九月，段玉裁复书陈寿祺，认为：“今日大病，在弃洛、闽、关中之学不讲，谓之庸腐，而立身苟简，气节败，政事芜。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，未必非表率之过也。”喟叹：“专言汉学，不治宋学，乃真人心世道之忧。”亦与章学诚所论“今日之患，又坐宋学太不讲也”为同调之叹。

应当说，章学诚持正汉、宋的思想，建立在社会学术责任之上，与争汉、宋门户者，不可同日而语。而他针对学风时弊，持正汉、宋之学，对学术进行修正的理论基础则是“六经皆史”。

三、六经皆史

“学以经世”为贯穿整部《文史通义》的重要思想，“六经皆史”则是其中的重要命题。乾隆五十三年，在写给孙星衍的《报孙渊如书》中，章学诚提出：“愚之所见，以为盈天地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，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子集诸家，其源皆出于史。”此时，“六经皆史”论已见其端。至乾隆五十四年，章学诚撰成《文史通义》中的《原道》篇，开篇即言：“六经皆史也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。”明确提出了“六经皆史”的命题。而与之前后的《经解》、《史释》、《易教》等篇，五十六年《答客问》、五十七年《书教》篇的撰成，“六经皆史”的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。至他病逝前一年（嘉庆五年）撰写的《浙东学术》篇，他的以“六经皆史”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建设最终完成。

“六经皆史”并非是章学诚之独创，其渊源可追溯至先秦《庄子》之《天道》、《天运》诸篇，而如隋代王通、北宋苏洵，明王阳明、胡应麟、李贽，清初钱谦益、顾炎武等人，皆阐发过相近的认识。而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的最可宝贵之处在于，它建立在较为完善的哲学体系之上，以“即器明道”的理念，被赋予了现实和时代的意义。

章学诚提出“六经皆史”，他的论据总结起来有重要的两点，一是经与史在上古无所分，“三代学术，知有史而不知有经，切人事也”。“古之所为经，乃三代盛时，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”，这在宋明以来学者的著作中都递有论述。二是六经皆先王之政典，为先王的经世之书。如：“六经皆史也，古人不著书。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”，“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，经纬世宙之迹，而非托于空言。”这是章学诚反复强调的一点，也是认识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学说最需注意的一点，这些论据都意在阐明六经不是离事而言理的空言著述，而是先王施展政治抱负的依托，所以章学诚在《原道》篇中再次重申：“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。”

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他用“道”与“器”两个哲学名词之间的关系，将六经与史联系起来。章学诚以影与形作比，表述道与器的关系说：“《易》曰：‘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’，道不离器，犹影不离形。” 据此，他作了如下的阐述：

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，以谓六经载道之书也，而不知六经皆器也。……三代以前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六艺，未尝不以教人，非如后世遵奉六经，别为儒学一门，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。盖以学者所习，不出官司典守，国家政教；而其为用，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，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，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。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，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，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。后人不见先王，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。故表彰先王政教，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，而不自著为说，以致离器言道也。……官司守一时之掌故，经师传授之章句，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。然而历代相传，不废儒业，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。而儒家者流，守其六籍，以为是特载道之书耳；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，离形存影者哉！彼舍天下事物、人伦日用，而守六籍以言道，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。

这是一段反应章学诚学术思想的重要文字，在这段话中，他阐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：六经不仅仅是载道之书，而且是求道之器，研习六经的终极目的是为了“明道”。这种道体现在国家政教、人伦日用的具体实践之中。其卓越之处在于，“六经皆器”观点的阐发，冲破了以往儒家“道寓于六经”、“六经载道”的思想藩篱，视六经为明道的途径和手段，强化了六经与国家政教和人伦日用的联系，从而在“明道“这一基点上，构建起六经与史的关联。在《答客问上》一文中，章学诚以《春秋》为例，解释说：“道之不明久矣，六经皆史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盖曰：‘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。’然则典章事实，作者之所不敢忽，盖将即器而明道耳。”又以此推衍云：“夫道备于六经，义蕴之匿于前者，章句、训诂足以发明之；事变之出于后者，六经不能言，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，以究大道也。”“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”，显然指的是史学。

章学诚所提出的“即器以明道”，体现了他欲求经世的主体意识，他倡导的“六经皆史”也是这种意识的反映。中国古代史学历来有着“经世致用”的传统，“史之为用”是史学家们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。自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“使乱臣贼子惧”，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思想便已经发端。这种经世思想关注的是史学所发挥的强烈的现实意义，章学诚一再强调六经作为当世先王政典的特征，强调“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”，反对“舍器而求道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”，都是在表述史学经世致用的特征。他在《史释》篇中说：“君子苟有志于学，则必求当代典章，以切于人伦日用；必求官司掌故，而通于经术精微。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，所谓有体必有用也。不知当代而言好古，不通掌故而言经术，则鞶帨之文，射覆之学，虽极精能，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。”在晚年所作的《浙东学术》篇中，他更为明确地阐发说：

史学所以经世，固非空言著述也。且如六经，同出于孔子，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《春秋》，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。后之言著述者，舍今而求古，舍人事而言性天，则吾不得而知之矣。学者不知斯义，不足言史学也

陈祖武先生认为：“章学诚的‘六经皆史’说，就其主要方面而言，恐怕还不是尚存争议的尊经、抑经问题，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，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，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。”这应当是把握到了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论的本质，一如章学诚晚年所辩：“《通义》所争，但求古人大体，初不知有经史门户之见也”，这大概是“六经皆史”说的现实意义所在。

钱穆先生指出：“章学诚讲历史有一更大不可及之处，他不是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，而是站在整个的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。”将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思想置于清代学术发展的历程中来考察，乃可更为深刻地认识其时代意义所在。

明清易代之际，“天崩地解”，这不仅意味着历史动荡变革中的王朝更替，也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动。历经明清鼎革的士大夫深受朝代更替和社会变乱的震撼，于亡国隐痛之中开始审视旧的学术体系，在总结明代灭亡的历史教训，痛诋王学末流空疏误国的思想交锋中，清初诸儒力主黜虚崇实，留心经世之术。如最为杰出的顾（炎武）、黄（宗羲）、王（夫之）三家，他们的为学皆以博大为特色，而归一于经世致用，从而影响到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。顾炎武所倡言“经学即理学”的命题，不仅带来了清新健实的治学风气，而且影响到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，使经学从理学束缚中分离开来，成为一门显赫的学问，从而被考据学者奉为不祧之宗，而“有清一代学术，确在此旗帜下而获一新生命。”

然而顾炎武提倡经学，绝不仅仅是为了训诂考证，“经学即理学”的命题是针对明末凿空言理的学风而阐发，目的在于给理学注入经学求实的内容，使之回到“明道救世”的轨道上，从而扭转学风，由蹈虚而转向核实。以经学考据为中坚的乾嘉学术，或许是达到了中国古代经学的最高峰，然而随着学风浸盛，穿穴故纸堆中，脱离现实，为考据而考据的弊端日益显著，经世致用的宗旨却遭到了丢弃。章学诚身处的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：汉学考据空前炽盛，当世学者竞相奔赴，趋之若鹜。而宋学则因“空谈性理”久遭贬斥，以宋鸣学者，皆无颜色。他要在汉、宋之间另辟新路，以求经世而明道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汉、宋二学虽然分帜鲜明，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共同点，那就是“守六籍以言道”，皆以儒家六经为依归。所以，章学诚的“六经皆史”所针对的不仅是汉学，还有宋学。一方面，他以史学作为颉颃汉学考据的利器。用“六经皆史”、“即器明道”的观念来针砭当世日趋僵化的考据学风。批评当世学者的“昧今而博古，荒掌故而通经术” 。所以嘉庆元年，在写给朱珪的《上朱中堂世叔》书中，章学诚即大言道：“小子不避狂简，妄谓史学不明，经师即伏、孔、贾、郑只是得半之道。”

另一方面，他用史学来修正宋学，提出了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的命题。指出：

天人性命之学，不可以空言讲也。故司马迁本董氏天人性命之说，而为经世之书。儒者欲尊德性．而空言义理以为功，此宋学之所以见讥于大雅也。夫子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此《春秋》之所以经世也。圣如孔子，言为天铎，犹且不以空言制胜，况他人乎？故善言天人性命，未有不切于人事者。

《浙东学术》篇中的这一段话，实是章学诚学术大旨的阐发，他的“言性命者必究于史”显然是针对宋学的“空言义理”而发，这与顾炎武提倡的“经学及理学”实有殊途同归、异曲同工之意。

1921年夏，张尔田序《章氏遗书》，有一段称述“六经皆史”的文字：“先生当举世溺于训诂、音韵、名物、度数之时，已虑恒干之将亡，独昌言六艺皆史之谊，又推其说施之于一切立言之书，而条其义例，比于子政辨章旧闻，一人而已。……为先生之学，则务矫世趋，群言殽列必寻其原而遂之于大道。”这里明确表述了章学诚提倡“六经皆史”与他力图挽救时代学术风气的密切联系。章学诚在《淮南子洪保辨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天下事凡风气所趋，虽善必有其弊。君子经世之学，但当相弊而救其偏。”而他所用来“相弊救偏”的学术形态，正是经世致用的史学。也就是说，在汉学与宋学之间，章学诚选择了倡导史学，来实现他的学术价值观。

自乾隆三十七年始，至嘉庆六年十一月，不可抗拒的死神来临，章学诚托付全稿于萧山王宗炎，乞为校定，萃其三十年心血而成的《文史通义》方告终结。章学诚曾言：“尝谓百年而后，有能许《通义》文辞，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，是仆身后之桓谭也。”则他是将《文史通义》价值的发现，留给了后世。事实也确如他所料，直至近代，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其中蕴含的精湛思想。可以说，《文史通义》也是章学诚的一部经世之书，它以卓立于主流学派之外的姿态，发自衿腑之言，于时风流弊进行着不妥协的批评，谋求学术革新发展之道。尽管在当时缺少知音，但确如梁启超先生所肯定：“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，非直史家之杰而已。”更可值得注意的是，在“鞭挞千古、掊击当代”的传统学术批评中，《文史通义》一书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时代学术风云的印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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